《法官行为规范》第8条规定加强修养。

[26]前引[3]，第163页／p.197。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个体的身体都拥有完全的自由，它们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运动。

[8]前引[3]，第6页／p. 4。正是自然状态下的这样一群人，为了自我保存而自愿同意签订信约，他们共同向一个公共的人格授权：让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于他的意志。进入专题： 霍布斯 身体宪法哲学[16]有关政治契约与社会契约的详细区分，请参见Ernest Barker为其编辑的Social Contract :Essay, by Locke, Hume， and Rousseau（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写的导言，载[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李丽红、张红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当现代人放弃公共领域的公民德性，仰息国家的保护时，他们的身体就面临着专制的危险。

宪法哲学的道德基础是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它根源于对暴死的恐惧。而恐惧是身体自愿运动的内在开端，所以它不能剥夺身体的自由，霍布斯因此得出了恐惧和自由相容的结论。所以，尽管法律技术会很琐碎和庞杂，但正是其中所蕴含的诸种细节在规制着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韩秀义，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23]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20页。让每个人都成为财产的主人或所有者和与民分利，就是让社会和公民真正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另外，具有良好品行和操守的新加坡精英，并不是那种仅凭某种道德优势而喋喋不休的话痨式政客和某种意识形态的贩卖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制度导向的实干家。

为了这个惨案，李光耀曾公开说明他为何不替老朋友伸出援手的理由：他个人私下可以为朋友做出任何事情，但必须不损于共同奋斗的目标，但再好的私交，也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其实，新加坡公务员在享有高薪的同时，他们也深处严密的法网之中。

不论是研究还是借鉴新加坡法治经验，如果仅仅关注其一，都会失之偏面，进而会曲解新加坡法治精神。就此而言，涂鸦法就不只是仅有维持优美市容的行政罚意义。比如：新加坡公务员法律制度明白规定了限制部属对长官的送礼，仅在长官退休之时，且礼物金额不能超过两千元台币（约合四百一十一元人民币——引者注）的情况下才可。[35] 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61—62页。

一是设定法律公布后正式生效前3个月为过渡期，在此期间政府调动大量执法人员在禁烟区内进行稽查，对吸烟客予以警告但并不进行正式的处罚。[11] 《李光耀回忆录》，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9页。[28]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24页。对新加坡公务员法律制度来说，人们都极为熟悉它的高薪养廉。

然而，比较与关联性解释并不能深入地阐释新加坡法治本身所具有的法治精神内核。  二、法律信念：新加坡法治精神形成的观念要素或第一动因 法律信念是新加坡法治建设得以展开的动力源泉。

二是基本的执法心态采吓阻原则[41]。这一原则不仅是法律信念的载体，也是法律制度建立的轴心。

行动党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入到体制内。而‘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无权利不应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不应有权力，则成为共识。进入专题： 法律信念 权责平衡 法律技术 法治精神 。  四、法律技术：新加坡法治精神的细节化存在或微观体现 严密且严厉的法律技术是新加坡法治存续的具体而微观的表征，也是执政者和立法者慎思明辨、匠心独运的制度化结晶。这种立法构想的理由是：第一，涂鸦犯出没不定，警察必须耗费甚大的精力，方能逮捕一人，如处以轻刑，并无吓阻力。对于新加坡宪法来说，其鲜明特点就是它的法律性和可操作性。

居住在绿荫遍地的花园城市，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流基础设施和教育健保方面的照顾，新加坡人不管对政府是否有好感，都会有一切好处来自行动党政府的感觉，而政府也刻意通过种种方式，强化人民这种印象。[49]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序：新加坡精神—‘就这样干（Just Do It!）。

四是肃贪机关应脱警察体系。但若阅读该书的整体内容，实际上还包含了新加坡的各类精英对权力和责任关系的认知，笔者将这种认知结果概括为权责平衡。

[④]这是因为人性本恶，这很遗憾，但我们必须设法抑制人性中的邪恶。二是针对烟客喜欢聚集在有烟灰缸的垃圾桶周围这一习惯，对公共地点的垃圾桶作出调整，将其搬离禁烟区。

[28]而这些细节也体现在新加坡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上。由于新加坡精英信奉以现实性、功利性、可操作性等为核心内涵的法律或制度信念，所以，这种给予或回报并不会被某种宏大或虚无缥缈的价值所笼罩或替代，进而给予或回报就是具体的、现实的，其既可被感知，也可对其做出精准的计量。按照新加坡著名的廉政问题专家Quah教授的总结，主要有六个诀窍：一是政府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34] 在宪法框架下，支撑起法治国家的力量或支柱不仅有公务员系统，还有更为丰富、庞杂和重要的社会系统。

以最近生效的新禁烟令为例，新加坡政府并不是突然颁布一个法令并生硬地去执行，而是事先或同时多方面采取人性化的措施增强民众对新法律的理解和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以新加坡法治中的某一因素所展开的单向度学术研究就可能会存在极大的片面性，进而使得研究结论虽深刻却失真。

对于社会秩序的规范，《破坏公物法 》（俗称《涂鸦法》）和《公共秩序维护法》这两部法律发挥了极大作用。第二，涂鸦可能会宣扬反政府的文字，而只懂英文的法官不会了解其煽动文字会带给社会多大冲击，因此，宜施以重刑。

同时，李光耀先生早年并不是政治或法律学者，可能没有极高深的政治理论素养，也未长年投身有丧命之虞的政治斗争，所以没有植根极特定的意识形态。当看到这样的法律规定时，笔者联想到自己骑单车上班，公用道路中的自行车道被各种机动车占据得如此严重，以致于骑车通行极为不便且充满危险这样的经历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如果把新加坡的相关法律移植到中国大陆，不知会有多少车主被罚得倾家荡产？但问题是，新加坡的法律能够径直移植吗？如果要移植的话，其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恰恰不能简单化和意气用事，所以，就需要结构性地解读新加坡的法治精神。

[31]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33页。——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什么是‘次好政府的问题：是权大责亦大的政府好呢，还是权小责亦小的政府好？在不同的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答案。[2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3页。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实用主义指导下，行动党政府一方面对外资全面开放，大力促进对外贸易，将贸易招商团都派到了非洲，最终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48] 实际上，新加坡严密且严厉的法律技术，不仅会因其符合现代法治的形式特征而获得正当性，而且其实体内容的施行也会因为权责平衡原则及新加坡精英所具有的良好操守而得到相应的软化。新加坡吏治清廉不需多论，关键问题是这种清廉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长期获得政府奖学金，受过本地或国际名校教育，有过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因而，本文对新加坡法治精神的阐析既是初步的，也是存疑的。

或许因为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华人主导的社会，同时，其本身亦凝聚了法治、民主、清廉或廉洁、富足等众多令人艳羡的品质，所以，不论中国的政界还是中国的学界，都对新加坡法治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都希望从新加坡的法治经验中取经以为中国相应的改革设计所参酌所借鉴。延揽人才就是给每个人都提供上升的渠道和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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